送给自己一个小蛋糕

刘彦玲在讲课

刘彦玲来自中国台湾，六岁开始学习钢琴，自那时起就一直在接触西方古典音乐。

在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她开始接受艺术、历史、美学和人类学等人文社科理论的熏陶。她逐渐意识到，音乐已经不单单是一门表演技术，更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文化。她开始广泛地从各个学科汲取养分，来扩展自己对于音乐的思考。

“在求学期间我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水痘，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把所有书拿到房间。”那一段时间，她只记得自己一直在房间里读书，从拉康的“精神分析”、萨义德的《东方学》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她在丰富的阅读中汲取养分，通过与思想家的对话认识音乐。

从器乐演奏到音乐理论研究，转型并不顺利。如何将音乐从一个用感性和肢体把握的对象，拓展到一个有生命的、有思想的的对话主体展开研究？她一直在思考。

不同时代的人听什么样的音乐？不同类型的人听什么类型的音乐？这些音乐史和音乐理论的问题吸引着刘彦玲，让她下定决心到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

对于刘彦玲来说，去美国斯坦福大学修读音乐学（Musicology）的博士学位，是上天带来的礼物。虽然在海外学习的过程充满挫折，但是刘彦玲将这些挫折转化为礼物，在直面挫折中收获了珍贵的成长。

斯坦福送给自己第一个礼物，是一次课堂作业中获得的B-。

“老师在评语里说看不懂我的作业，究竟是语言障碍导致传达不充分，还是我没有理解课堂的内容？”这对于当年意气风发的她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后来，直到看到同学的作业——一份语言流畅却仍然布满红字批注的报告，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自负和无知。她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沉湎于过去取得的辉煌成绩，而应该从头开始，踏踏实实地学习。在大哭一场后，她痛定思变，在之后的学习中不断地查缺补漏，终于在期末考核中拿到了“A”，被老师称赞为全班进步最大的学生。

“我仍然清晰记得，那天正好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拿着成绩单，在经过咖啡厅时，奢侈地给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所有的苦，都在终点化为一份甜，成为送给自己的一份成长礼。

同时，除了通过面对挫折收获成长，刘彦玲也在斯坦福收获了来自他人的礼物。在求学期间，恩师Thomas Grey成了她的灯塔。

“Mr.Grey让人佩服的远远不止对瓦格纳的研究，更在于他展示出的一个学术大家的朴素生活和谦逊品质。”

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刘彦玲从导师躬行研究的大半生中学得了这个道理，并在自己的学术之旅中一直谨记要戒骄戒躁。

将音乐放在社会语境中理解

在刘彦玲看来，音乐本体和文化语境之间的确存在着有趣的关联。音乐的自律性与他律性可以构成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因此自己的研究一定要参考具体的语境。虽然音乐本身可以成为作曲家的创意产物，但是它难以脱离更大的社会背景。

从小到大，刘彦玲一直在接触西方古典音乐，一直站在欧洲的立场上理解音乐的历史和发展，觉得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只有一种写法。直到在博士期间慢慢和其他文化的音乐接触，在观察和了解中她发现，不同的音乐是平等而多元的。看待音乐的目光之不同带来了不同的音乐史叙事和音乐理论视角。

“我开始关注音乐中的平等”，刘彦玲说，“在我读博士和后来在美国、苏州工作后，我慢慢了解到很多非西方的音乐，它们非常有趣。

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实验音乐，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结合起来，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这解释了为什么她从西方古典音乐的研究转向中国电子音乐中的道家哲学符号研究。

在刘彦玲看来，音乐不是只有单一的线性的研究路径，而是可以从一个中心出发，发散开来。

首先，历史脉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起点。李斯特的交响诗是刘彦玲博士论文的对象，也是她在音乐社会史中探索的起点。在研究李斯特后，她发现贝多芬对李斯特的影响，于是按图索骥，又对贝多芬展开研究。就这样，她的研究对象如水中涟漪一般层层展开。

媒介的互动是另一个切入的视角。例如交响诗本身就是集绘画、文学、音乐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它本身就能从多角度去激发刘彦玲思考。

这个方法论不局限在某个作曲家或作品，还能够广泛应用到其他点。在探索音乐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时，她发现，视角的转换带来新的研究角度。

“当有媒介进入的时候，音乐可以成为一种符号。李斯特就不再是我研究的主体，而是变成了我在审视音乐与符号关系的一个例子。”

同时，对先锋和古典的同时关注也并不割裂。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新德意志乐派，在当初的时代背景中就被称为“先锋派”，刘彦玲认为，先锋派并不一定要与传统断裂——他们既走在时代的前沿，又与历史对话。

这种穿插在先锋与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令刘彦玲着迷不已。用研究历史的方法去探索前沿，尝试透视其中文化制约的状态，本身对她就是一个美妙的挑战。

“围绕一个中心发散，再在发散后回归”。她虽然会在研究内容中捕捉新的灵感，但是一直坚持关注研究对象背后的社会语境。美国音乐史学界泰斗理查德·塔拉斯金在方法论上对她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创作者的作品不是直接传到听者的，还会有社会中介来施加影响，比如评论者的影响。”因此，刘彦玲关注与音乐对象相连接的社会情境，并试图通过复杂的社会网络分析来获得对音乐的整体性、情境性理解。

互换礼物

刘彦玲一直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与学生实现平等的交流。与学生的交流是一个礼物互换的过程。她乐意去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鼓励学生们在与老师交流时敢于暴露自己的盲区，从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她也会在与同学的交流中发现他们的困惑，以此调整自己的教学。

刘彦玲带美国的学生参观苏州

为了平等地与学生沟通，她摸索出了“讲故事”的教学风格。

“我喜欢看别人听我讲故事时露出被牵动的神情。”在她看来，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讲故事是最好的窗口。从听故事的人转变为讲故事的人，刘彦玲发现故事能够提供更多细节，将好奇心转化为具体的问题，去形成更多了解事件的视角和线索。

通过故事，听者不仅可以高效地认识世界，讲述者也能从中获得快乐与成就。对于自小喜爱讲故事的她而言，对生活经历和艺术史实的复述，早已内化为一种叙事的直觉，成为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传递礼物给更多的人

“知识从来不应该被占为己有”，这是刘彦玲的信念。她一直尝试在教学场景中寻找知识共鸣者，利用其中收获的每一丝反响去刺激她更深地思考。诸如“为什么他（她）现在能想到这一点，是已经看过了材料吗”“诶，这个问题原来也会有争议呀，我之前没想到”等想法时常会在课堂与学生互动时闪现在她的脑海，让她一遍遍复盘自己的教学目标。

“我把上课当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来做，并且我做得很快乐。”快乐或许是一切热情与能量的火种，埋在了刘彦玲的心里，而她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在课堂上将这份快乐的“光与热”，传递给每一个听众。

得益于去年得到了满堂喝彩的教学实践，今年选课的400名学生并不是在冒险选择一个初来乍到、经验缺乏的教师，而是奔赴了一个播撒热情的乐天派。

除了在教学中激发学生思考，刘彦玲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我从来不拒绝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她会专程为了去苏州给普通群众做20分钟的艺术导赏而花很长的时间在路上。在她看来，除了为公众提供更多古典音乐和背后的文化语境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更是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如何通过一个故事将彼此不直接关联的乐曲串联起来，这是一个难题，它要求刘彦玲提前备课，看更多的书、读更丰富的材料、听更多的音乐，才能找到这种奇妙关联。

刘彦玲在法国、中国等地做社区服务和音乐导赏

来自北大的礼物

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给予了刘彦玲可遇不可求的学科环境。扎根于坚实的哲学、美学土壤，北大艺术学院浓厚的人文氛围和多元的学科环境馈赠了她一本百科全书。在与博闻强识的同事的交流、与积极进取的学生们的沟通中，她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将音乐教育传递给更多人。

刘彦玲希望在新学期让尽量多的同学们接触到音乐。感兴趣的同学能够在全校通选课上广泛聆听到古典音乐，在了解基本的文化背景的同时学会对比不同文化的音乐差异；有意愿进一步深造的同学，可以加入博士研讨课，阅读更多的材料，让感官沉浸在音乐之中，在课堂中实现更充分的思辨和讨论。

刘彦玲与学生在北大咖啡厅交流音乐

生活以礼相授

能给刘彦玲带来幸福感的东西有很多，好看的服饰、美味的料理、健康的身体……这都是生活赋予她的“小确幸”，这些生活碎片常常被她用社交平台定格下来。

“生活和学术都能带给我新的思考。生活能够滋养学问，学术也能让我对生活形成批判的思考。”

想要实现生活与工作的完美平衡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刘彦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时间管理魔法，她给自己留下的最重要的原则，在于保护自己神圣的读书时间。

虽然工作很忙，刘彦玲仍然很喜欢弹弹琴。琴键的触碰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唤起的是自己热爱音乐的初心。已经被音乐环绕了大半生，多少年来的一系列冲动还是没有变化：即时的旋律一旦从指尖下的琴键中流露，唤起心中的一段乐章，便回忆起一段故事。

《浪漫主义时代的欧洲音乐》上刘彦玲与学生共同演奏